文章来源：AI重塑世界
之前我们讨论了对AI持不同意见的人。"反对派"这个词可能用得过于宽泛，他们只是对AI发展持谨慎态度。其中，以Eliezer Yudkowsky（埃利泽·尤德科夫斯基）为代表的末日论者观点略显极端。而Emily M. Bender（艾米丽·本德）、杰夫·辛顿和杨立昆等学术界人士则保持了理性和清醒，没有盲目追随OpenAI的潮流。诺贝尔奖得主阿西莫格鲁提醒我们关注AI发展方向，Arvind Narayanan（阿尔温德·纳拉亚南）警惕AI滥用，Timnit Gebru（蒂姆尼特·格布鲁）则关注大公司垄断问题。这些警示者的观点多反映了美国传统左翼政府的意识形态，强调民主、人权和反垄断。
今天，让我们来深入探讨那些与他们对立，对AI发展持乐观态度的人。您可能会问，大多数人不是都对AI发展持乐观态度吗？但与我们文中要讨论的人相比，大多数人的态度只能算是谨慎乐观。这些真正的乐观主义者可以分为几类：首先是传统的技术乐观派，他们相信技术能解决一切问题，不仅仅是创作诗歌、绘画或自动生成音乐视频，甚至能解决经济和社会问题。如果乐观程度更深，他们就成为了技术乌托邦主义者，认为AI等技术能解决所有社会问题，构建一个全新的世界。而超人类主义者则相信技术能突破人类的限制，赋予我们超人般的能力。除了这些对未来社会和人类发展的设想外，近年来硅谷还兴起了一群有效加速主义者（e/acc），他们关注如何更快、更有效地实现这些目标。
首先应该说，传统上硅谷大多数人都是技术乐观派，只是在人工智能这个重大技术议题上，人们才出现了分歧。我们通常把那些对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持有美好愿景和展望的人，统称为科技乐观主义者。
第一位技术乐观主义者就是OpenAI的实际掌控人萨姆·奥特曼。关于奥特曼的报道和评价已在各种媒体上广泛流传，我们只补充几个细节：他1985年出生，今年39岁，明年就40岁了。他是一名犹太人，在斯坦福大学计算机系本科就退学了。
如今，奥特曼更像是一名激进的商人和投资家，因此很难判断他对AI的乐观态度是真实的还是为了商业目的而营造的。例如，在2023年5月15日多伦多的一次会议上，他表示："我们已经失去了对未来的集体乐观情绪。我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恢复这种乐观情绪。我知道恢复这种乐观情绪的唯一方法就是利用技术创造丰富。"
2024年9月23日，奥特曼发表了一篇题为《智能时代》的文章，充分展现了他对人工智能技术发展的乐观态度。
他坚信超级智能即将到来，断言"我们可能在几千天内就拥有超级智能"——也就是短短几年时间。这体现了奥特曼一贯的时间维度上的自信。他也深信人工智能的力量：人类能力的提升并非源于基因改变，而是社会智能化的结果。他认为"社会本身就是一种高级智能的形式"。人工智能作为先进工具，将协助人类攻克难题，推动各领域进步。奥特曼预见AI将推动社会迈入"智能时代"，为人类带来巨大繁荣和进步，如更优质的医疗、个性化教育和软件创新。尽管过程中必然面临挑战，但前景依然光明。他描绘道："我们很快就能与AI协作，完成比没有AI时更多的工作；最终，每个人都可能拥有一支由不同领域虚拟专家组成的个人AI团队，共同创造几乎任何我们能想象到的事物。我们的孩子将拥有虚拟导师，能以他们需要的任何速度、任何科目、任何语言提供个性化指导。我们可以设想类似的理念来改善医疗保健、创建人们可以想象的任何类型的软件等。"
他相信，这些能力将带来社会的共同繁荣。奥特曼认为深度学习是关键工具。他简洁地总结道："用15个词来说：深度学习行之有效，可预见地随规模扩大而变得更好，我们为其投入了越来越多的资源。"他指出，通往智能时代的道路由计算、能源和人类意志共同铺就。也强调为了让更多人受益于AI，我们需要降低计算成本并建设充足的基础设施，以防AI沦为少数富人的专属资源。他警告道："如果我们想让尽可能多的人掌握AI，我们需要降低计算成本并使其丰富（这需要大量的能源和芯片）。如果我们不建立足够的基础设施，AI将成为一种非常有限的资源，可能引发冲突，并主要成为富人的工具。"他主张最大限度地发挥AI的优势，同时尽可能减少其潜在危害。奥特曼承认AI可能改变劳动力市场，但他相信人类总能找到创新和互助的新方式，社会将继续进步并重新聚焦于正和博弈。
因此奥特曼希望自己能成为一个"点灯人"。他富有远见地表示："如果一个点灯人能看到今天的世界，他会觉得周围的繁荣是难以想象的。如果我们能从今天快进一百年，我们周围的繁荣将同样令人难以置信。"
值得注意的是，早在大模型爆发之前，山姆·奥特曼就已经是一位坚定的科技乐观主义者和乌托邦思想家。早在2021年3月16日，奥特曼就在一篇题为《万物摩尔定律》的文章中阐述了他的"技术乐观主义"理念。这篇文章展现了他宏大的、近乎技术乌托邦式的构想。
他认为除农业、工业和计算三大技术革命外，AI革命将成为第四次技术革命。未来100年的技术进步将远超人类自掌握火和发明轮子以来的所有成就。
一般财富增长有两种途径：增加收入或降低商品价格。人工智能能降低商品和服务成本，因为劳动力是供应链多个环节的主要成本。这就是文章标题的由来——摩尔定律将适用于一切。想象一下，在未来几十年里，住房、教育、食物、衣服等一切物品的价格每两年就会减半。
总的来说，这场AI革命势不可挡。随着智能机器自身帮助我们制造更智能的机器，创新的递归循环将加速革命进程。主要后果有三个：一是AI将创造惊人的财富。一旦足够强大的AI"加入劳动力市场"，多种劳动力的价格（即商品和服务成本的驱动因素）将降至接近零。二是世界将经历如此迅速和剧烈的变化，以至于需要同样剧烈的政策变革来分配这些财富，使更多人能追求他们想要的生活。三是如果我们能实现这两点，我们就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大幅度地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
因此，世界需要设计一个新体系来拥抱技术带来的社会变革，改变现有的运作模式，对大部分有价值的资产（包括公司和土地）采取新的征税方式，以便公平分配即将到来的财富。这样做可以大大减少未来社会的分裂，让每个人都能分享其成果。
奥特曼认为，要建立一个稳定的经济体系需要两个要素：增长和公平（包容性）。经济包容性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合理的机会获得他们想要的生活所需的资源。传统社会体系一直通过奖励人们投资于随时间增值的资产来促进经济增长，这是创造和分配技术收益的有效激励机制。但增长也带来了不平等。解决不平等的传统方法是对收入征税，然后由政府再分配。
奥特曼提出，未来社会应该重点对资本而非劳动力征税，并将这些税收直接分配给公民。换言之，让每个人都成为整个社会的股权所有者，直接受益。所有18岁以上的公民都将获得年度分配，以现金和公司股票的形式存入他们的账户。只要国家继续发展，每个公民每年都会从该基金获得更多收益。这相当于个人作为整个社会的股东参与社会分红。因此，每个公民都将越来越多地享有经济自决带来的自由、权力、自主权和机会。贫困将大大减少，更多人将有机会过上他们想要的生活。这可能就是山姆·奥特曼去年参与创立世界币（Worldcoin）项目的初衷。因此，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很容易与比特币、区块链、Web3和元宇宙的热衷者产生共鸣。
他还建议推出一种美国股票基金，作为减少转型冲击的过渡方法，通过立法逐步过渡到2.5%的利率。该法律通过后，待GDP增长50%，2.5%的全额税率才会生效。但一旦AI时代来临，增长速度会很快。此后，就可以逐步减少其他税收，共同创造一个更加公平、幸福和繁荣的社会。奥特曼认为，我们正处于这种结构性转变的开端，因此有一个难得的机会转向未来。这种转变不能仅仅解决当前的社会和政治问题，而必须为不久后截然不同的社会设计。忽视这种迫在眉睫的转变的政策计划将会失败，如果不转型，今天的社会可能会重蹈农业社会或封建社会的覆辙。这背后的原理仍然是马克思所说的生产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相匹配。
奥特曼已经在考虑建立一个脱离现实制度和体系的乌托邦世界。不能说他的想法没有理想性，甚至在某些方面非常有道理，但这远远超出了科技行业本身的范畴，涉及方方面面，至少是人类尚未实现过的，需要摸索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我在开头说，技术乐观主义者稍有过头就会成为技术乌托邦主义者。
接下来登场的是第二位AI乐观主义者本·格策尔（Ben Goertzel）。许多人经常谈论AGI，讨论实现AGI后会发生什么，或者声称我们离AGI只有几年时间了。然而，大多数人可能并不真正理解AGI的具体含义，或者对AGI的理解各不相同。
AGI这个术语的流行与格策尔密切相关。虽然他不是这个词的首创者，但在2002年左右，本·格策尔与Shane Legg（谢恩·莱格）和Peter Voss一起重新引入了这个词。他后来合著了一本名为《通用人工智能》的书（2005年出版），主要目的是区分他们心中的AI与当时社会大众所理解的狭义AI，即专注于特定任务的AI。
在2007年5月，格策尔在Google的技术演讲中阐述了他创建通用人工智能的方法，由此成为AGI这一新概念的主要推广者。不过，真正让AGI这个词广为人知的是OpenAI的山姆·奥特曼反复引用，最终使其在业界广泛流传。
格策尔是一位跨学科科学家、企业家和作家。他出生于巴西，父母是美国人。在香港生活多年后，2020年他将主要运营基地迁至西雅图附近的一个乡村岛屿。如今，他以留着长发、经常戴着豹纹牛仔帽四处演讲的形象为人所知。他曾是SingularityNET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这个项目利用区块链技术分发人工智能数据。他还是通用人工智能OpenCog框架的主要开发者。后来，他成为Hanson Robotics公司的首席科学家。这家公司可能不太为人所知，但他们创造的美女机器人Sophia曾引起广泛关注，甚至进行了全球巡回展示。由于Sophia是在ChatGPT之前出现的产物，其语言能力相对有限。因此，尽管Sophia作为"网红"红遍全球，但作为人工智能机器人却一直备受争议。目前，格策尔还担任未来主义非营利组织Humanity+的主席。这个组织我们稍后会详细讨论，因此我们也可以将他归类为后面要谈到的超人类主义者。
格策尔对AGI的热情体现在多个方面。在2023年里约热内卢举行的网络峰会上，他公开反对那些试图遏制AI研究的努力，并断言我们距离实现AGI仅有几年时间。他坚信AGI能够解决诸如气候变化、社会治理等各种问题，为人类带来积极影响。他对未来的愿景包括人类与机器的融合，如开发更具感知力的AI，以及实现人类思维上传、太空殖民等。在他看来，AGI将成为"远远超出我们当前理解和想象能力的科学'未来魔法'"。
然而，在搜集资料时也发现了一些有趣的观点。尽管格策尔坚信AGI的潜力，但他对当前的发展趋势持有一些保留意见。OpenAI经常利用AGI的概念来宣传大语言模型，但格策尔在最近的一次采访中指出，大语言模型（LLM）只是AGI的组成部分，甚至可能不是通往AGI的必经之路。至于什么才是真正通往AGI的道路，他并未详细阐述。
第三位技术乐观主义者是风投基金a16z的联合创始人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作为全球排名1725位（福布斯）的亿万富豪，身家17亿美元，他也是网景公司的创始人，被视为技术乐观主义的代表人物。
2023年6月6日，安德森发表了题为《为什么AI将拯救世界》（Why AI Will Save the World）的文章。他认为AI本质上与其他计算机程序和技术无异，由人类拥有和控制。它并非科幻电影中的杀手软件或杀人机器人。安德森首先驳斥了AI末日论者的观点。
从历史角度看，人类智慧是我们几千年来创造当今世界的杠杆。人工智能恰恰为增强人类智力提供了新机遇。安德森描绘了AI打造的美好未来：AI辅助儿童成长，充当人类的助理、教练、导师、培训师、顾问和治疗师。科学家将拥有AI助手和合作伙伴，管理者和领导者也将获得得力助手。最终，整个经济体的生产力将急剧提升，科技突破和新药研发将显著加速，创意艺术将迎来黄金时代。甚至战争也将因AI顾问协助指挥官做出更明智的决策而减少伤亡。总之，AI将帮助人类应对从治愈疾病到实现星际旅行等前所未有的挑战。
安德森认为，对AI的道德恐慌是非理性的，被某些人利用来呼吁制定新的AI限制、法规和法律。这些人就AI的危险性发表戏剧性声明，煽动道德恐慌，将自己塑造成公共利益的无私捍卫者。他以1920年代美国禁酒令为例，引入"浸信会教徒"和"私酒贩子"的概念："浸信会教徒"代表那些基于道德和伦理理由支持某种法规或政策的人。他们的动机通常被认为是"高尚的"或出于公共利益。例如，在禁酒令时期，浸信会等宗教团体反对酒精生产和销售，认为酒精有害社会。而"私酒贩子"则代表那些出于经济利益支持同一法规的人，尽管他们的动机并不道德。私酒贩子在禁酒令期间通过非法制造和销售酒精获利，因此他们希望禁酒令继续存在，以维持黑市生意。安德森认为，浸信会教徒是天真的理论家，而私酒贩子是愤世嫉俗的经营者。这样的改革运动往往导致私酒贩子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如监管、打击竞争对手等。而浸信会教徒，即使出于真诚，也可能被唯利是图的私酒贩子操纵，最终他们对社会进步的追求可能适得其反。这一比喻源自美国经济学家布鲁斯·亚特（Bruce Yandle）提出的理论，用于解释某些政策或法规如何受到动机不同但利益相同的群体支持。
安德森的观点恰好体现了美国左翼和右翼的思维差异。这种差异在政府和经济政策上表现为强监管的大政府（左翼，如民主党）与推崇自由市场的小政府（右翼，如共和党）之间的对立。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安德森在硅谷显得与众不同。尽管硅谷通常被视为左翼阵营，多数人支持民主党，但安德森于2024年7月宣布将向支持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竞选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捐款。这一举动也反映了部分硅谷人士政治立场的转变。
在文章中，安德森对反对者提出的五大AI风险进行了反驳。
首先，AI会杀死我们所有人吗？安德森反驳了AI末日论者的观点。他指出AI不是经过进化的生物体，而是由人类创造和控制的数学、代码和计算机系统。他质疑反对者立场的科学性，并提出三点反驳：（1）反对者言行不一，如马斯克最初反对AI，后来却开发大模型；（2）所谓的"AI安全专家"、"AI伦理学家"和"AI风险研究员"出于职业需要不得不持此观点；（3）这些观点类似于加州一些邪教的言论，具有吸引力但缺乏实质。
其次，AI会毁掉我们的社会吗？安德森反驳了AI警醒者的观点。他质疑"AI对齐"的概念，指出难以定义统一的人类价值观。他将这种担忧比作早期互联网时代对社交媒体的限制和审查，认为这种控制言论的想法是傲慢的，不应让这种"思想警察"压制AI的发展。
第三，AI会取代我们所有的工作吗？安德森指出，这种对技术导致失业的恐惧由来已久。他引用"劳动力谬误"的概念，解释技术进步实际上会创造更多就业机会。他认为，即使AI取代了现有工作，也会带来经济生产力的飞跃，创造新的产业和需求。
第四，AI会导致严重的不平等吗？安德森认为，技术所有者出于自身利益会将技术推广到更广泛的市场，而不是局限于少数人。他以历史上的技术普及为例，说明新技术最终会惠及大众。他还指出，真正的不平等来源于那些阻碍AI应用的经济部门，而不是AI本身。
第五，AI会被坏人利用吗？安德森承认任何技术都可能被滥用，但他强调我们已有法律来惩治犯罪行为。他建议执法部门也应该利用AI来打击犯罪，并将AI应用于网络防御、生物防御和国家安全等领域。
总的来说，安德森反驳了关于AI可能杀死人类、毁坏社会、替代人类工作、加剧不平等和被坏人利用这五个主要担忧。
在文章最后，他对各方提出了以下建议：对于大公司，他认为大型AI公司应被允许快速、积极地构建AI，但不得实现监管捕获，不得建立政府保护的卡特尔，也不得以AI风险的错误声明为由逃避市场竞争。对于初创公司，他认为AI初创企业应被允许尽可能快速、积极地构建AI。对于开源的观点，他认为应允许开源AI自由发展，与大型AI公司和初创公司竞争。在政企合作方面，他认为为抵消不法分子滥用AI的风险，政府应与私营部门合作，积极参与各个潜在风险领域，利用AI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防御能力。
他在文章最后总结道：AI的发展始于20世纪40年代，与计算机同步诞生。第一篇关于神经网络（现今AI架构的基础）的科学论文发表于1943年。在过去80年里，几代AI科学家从出生、求学到工作，许多人甚至已经离世，都未能亲眼见证我们今天所获得的成果。他们每一个人都堪称传奇。如今，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其中不少年轻人，可能有祖辈参与了AI基础理念的创造，正在努力将AI变为现实。我们应该反对那些散布恐惧和厄运预言的阻碍。那些试图将这些科研工作者描绘成坏人的行为是错误的，因为他们每一个人都是英雄。马克·安德森和他的公司很荣幸能够全力支持他们，并100%与他们并肩工作。
四个月后的2023年10月16日，他又发布了《科技乐观主义宣言》（The Techno-Optimist Manifesto）。这篇宣言没有深入论证，而是直接向世界宣告他们的核心信念。主要内容包括：
安德森发布的《技术乐观主义者宣言》（The Techno-Optimist Manifesto）听起来像是一系列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宣言，充分体现了科技行业风险投资人的乐观精神。
所以技术乐观主义者可以总结为三类：第一类是纯粹的技术乐观主义者，他们坚信技术的持续进步能解决一般性的当前问题；第二类是市场乐观主义者，如奥特曼和安德森所提出的观点，认为技术将带来价格下降，从而创造财富；第三类则是制度乐观主义者，他们的乐观主义升华为对社会进步的建议和设想，更接近于技术乌托邦主义者。
自20世纪90年代起，全球民主未来的乐观情绪与科技发展相伴而生，类似于新自由主义对市场的信心。各种资本主义技术乌托邦主义开始兴起，主要源于互联网领域——当时被称为"信息高速公路"。尽管许多专家对互联网早期发展存在诸多质疑，如信息过载、虚假信息、谎言、暴力和色情等问题，但技术乌托邦主义者仍然是最狂热的支持者。
这些乌托邦主义者对开放互联网成为一种准自动民主化力量持乐观态度。他们认为，互联网将为无声者提供声音，为无权者赋予力量。开放式架构使互联网成为一个全球网络，促进了非凡的创新，并赋予企业家、消费者和政治组织者前所未有的权力。
技术乌托邦主义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反对政府过度监管和过早的法律限制。然而，矛盾的是，他们往往也是严格知识产权法和行业补贴的坚定拥护者。这种看似矛盾的立场并非偶然。原因在于，如果仅依靠市场自然定价机制（即价格趋向边际生产成本），通常无法收回这些企业的初始研发投入。当然，大家也都知道后来的情况：互联网呈现出"赢者通吃"的格局，当形成寡头垄断后，利润规模便相当可观。
总体而言，技术乌托邦主义者描绘的社会蓝图包括：AI的广泛应用将带来更广泛的民主，从而实现更公平的资源分配；AI将为人类创造新的就业机会；AI可以解决气候变化、粮食安全、医疗保健等全球性问题；AI替代人类执行工作任务，释放人类的时间和精力，使我们能够专注于艺术、文学和创新等更具创造性和充实感的追求，可能迎来新的文艺复兴和黄金时代。
互联网、高科技和AI正在模糊物理世界、社会和人类各领域之间的界限，各种行为方式也逐步融合。因此，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将社会本身概念化为一个技术系统。他们认为社会和组织可以被设计成不断完善的机器。由此，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的管理被视为工程师的职责范畴。社会中的体制、文化和政治问题都可以作为"系统"和"子系统"来构建和分析，再通过技术手段来解决。他们主张整个社会需要技术引领的理性进步，社会领导应由技术官僚和知识精英承担，社会应委托给技术专家、科学家、工程师等人来带领，以避免世界陷入混乱，迎来和平的新纪元。
这些概念的强化部分源于近期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议员们在质询扎克伯格、山姆·奥特曼以及TikTok的周受资时所表现出的认知局限。因此，硅谷的科技界人士不再局限于单纯从技术角度提供建议，而是在美国两党分裂的背景下，开始为国家、政治和经济出谋划策，担当起经济学家和政治家的角色。这一趋势在特朗普最近的竞选活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以马斯克的表现为例——他不仅为国献策，背后可能还有经济利益的考量。
尼克·波斯特洛姆（Nick Bostrom）是一位著名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者。在他的上一本书中，他预测人类在未来100年内有六分之一的可能性灭绝，主要由于危险形式的人工智能发展。然而，在2024年出版的新作《深层乌托邦：已解决世界中的生命和意义》（Deep Utopia: Life and Meaning in a Solved World）中，波斯特洛姆探讨了一个截然不同的前景：如果人工智能发展得非常好，会发生什么？他提出两种情景：一种是技术进步到能以接近零成本完成所有具有经济价值的工作；另一种更激进的情况是，即使是养育子女这样看似人类专属的任务，人工智能也可能做得更好。
波斯特洛姆不仅设想了一个由激进人类增强技术实现的乌托邦未来，还大胆推测，如果人类殖民宇宙并创造行星大小的计算机来运行数字人居住的虚拟现实世界，未来的后人类人口可能会达到惊人的规模。他估计，仅在处女座超星系团中就可能有 10^38 个数字人，而在可观测宇宙中至少有 10^58 个这样的人。
尽管超级智能可能引发经济爆炸，但物质资源（尤其是土地）仍将是一个限制因素。太空探索虽然能大幅增加可用空间，但不会无限。波斯特洛姆也设想了一些中间状态的世界，在那里人类发展出强大的新型智能，但还未能遨游太空。在这样的世界里，财富可能多得难以想象，但大部分可能会被房地产吸收——类似于当今富裕国家的情况。
波斯特洛姆还提出了"天堂工程"的概念，描绘了一个由先进科技带来的乌托邦未来。在这个未来中，认知能力得到增强的后人类们形容"乌托邦"带来如此多的快乐，以至于他们"把它洒在我们的茶里"。
波斯特洛姆认为，即使在这样的乌托邦中，大多数人仍会追求有内在价值的活动，比如享用美食。一些乌托邦主义者可能会觉得生活变得过于轻松，因此选择挑战自己，也许会尝试在新星球上重建文明。然而，他推测在某个时刻，即使这样的挑战活动也可能不再有吸引力。经济学家长期以来认为人类有"无限的需求和欲望"，但随着人工智能乌托邦的到来，这一观点将受到考验。波斯特洛姆指出，未来的走向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
另一位技术乌托邦主义者是维诺德·科斯拉（Vinod Khosla）。作为Sun公司的早期联合创始人，他现在是一名身价72亿美元的风险投资家。
科斯拉在2023年底的TED演讲中提出了12个充满理想主义色彩的科技预测：#1 免费的专家服务：每个人都能获得全天候的免费医生和老师。#2 免费的劳动力：十亿台机器人将完成比现今人类更多的工作。#3 无处不在的计算机：人人都能用自然语言编程，计算机将成为如水电煤般的基础设施。#4 娱乐和设计业大爆发：人人都能成为创作者，享受个性化艺术作品。#5 智能体Agent普及：数十亿智能体日常活跃于互联网。#6 医疗水平大幅提升：AI模型提供个性化药物和疾病预防。#7 新型食物和肥料：更优质的蛋白质和更环保的肥料。#8 无车城市：个人化、负担得起的无人驾驶公共交通取代传统交通。#9 超快速飞行：纽约到伦敦仅需1.5小时，世界更加紧密。#10 清洁能源革命：可控核聚变取代太阳能和风能，成为新的绿色能源。#11 资源开发新突破：探索更多自然资源，驳斥资源枯竭论。#12 碳排放问题解决：以更少的资源消耗制造更多产品。
他认为当今80亿人口中，仅8亿人享有富裕生活——便利的交通、优质的住房、教育、医疗和丰富的娱乐。若所有人都追求这种生活方式，按传统方式将耗尽地球资源。然而，科技发展和AI创新可能使这一愿景成为现实。科技将以非线性方式增长，带来许多前所未见、难以想象的变革。
技术乌托邦主义者的思想常常衍生出一种新的理念，这就是超人类主义者。
超人类主义（Transhumanism），也称为Human Plus或简写为H+，是一场国际性的科技文化运动。它主张使用理性和科技来改进人类，从基因改造以提高智力和延长寿命，到利用生物工程和机械植入物增强身体能力。超人类主义者眼中的人类未来是在技术的帮助下超越身体局限。他们致力于使用技术消除残疾、疾病、痛苦、衰老和死亡等不利因素，极大地增进人的智力、生理和心理能力。同时，他们也关注这些强大新技术可能带来的危险、好处，以及它们对人类生活状态的彻底改变。
英国哲学家马克思·莫尔（Max More）首次给予超人主义完整定义。2011年，他成为人体冷冻技术公司Alcor的CEO。莫尔提出，超人类主义提供了一种乐观、充满活力的生活哲学，怀着兴奋和喜悦的心情看到无限成长和可能性，寻求消除对生命、智力、自由、知识和幸福的所有限制。他认为科技能消除人类最大的问题——死亡，从而不让死亡阻止人类这种智慧生物的进步。莫尔设想的人类演化路径是：古猿——直立人——智人（现代人）——超人类（Transhuman）——后人类（Posthuman）。他还提出了著名的《熵增原理》，指出在一个孤立系统中，混乱程度（熵）总是趋向增大，最终达到最大状态，这符合热力学第二定律。
超人类主义于1998年正式成形，当时世界超人类主义协会（World Transhumanist Association，简称WTA）成立，并开始通过社群传播理念。信奉这一理论的人强调人类的理性思维和现实的乐观主义，期望在计算能力、寿命延长、纳米技术等方面取得重大进展。他们还关注生物医学技术和心灵上传等领域，因此致力于人体冷冻和大脑保存技术，希望实现人类的无限寿命和永生。
WTA的联合创始人包括尼克·博斯特罗姆（Nick Bostrom）和大卫·皮尔斯（David Pearce）。皮尔斯是一位英国哲学家，他将超人类主义描述为"天堂工程"，旨在彻底消除智人的痛苦。他提出重新设计全球生态系统，并将天堂工程扩展到宇宙其他地方，将其定义为整个宇宙的救援任务。后来，WTA演变为现在的Humanity+组织，成为一个非营利性国际教育组织。该组织成员包括本·格策尔（Ben Goertzel）和马克思·莫尔等人。
超人类主义者的共同理念体现在《超人类主义宣言》（The Transhumanist Declaration）中。该宣言阐述了超人类主义的核心价值观和目标，以及对未来科技发展的期望和建议。
《超人类主义宣言》包含以下八条核心内容：#1 人类文明的发展深受未来科技进步的影响。我们期望进一步扩展人类潜能——包括但不限于克服衰老、突破认知局限、消除非自愿痛苦和超越地球的限制。#2 我们坚信人类潜能尚未被充分开发。存在众多可能带来无比美好且极具价值的人类增强情境。#3 我们也深刻意识到，人类文明正面临一系列巨大风险，尤其是源于新兴科技的不当使用。这些潜在的实际风险可能导致我们当前认为有价值的大多数甚至一切事物灰飞烟灭。某些情境已然严峻，而其他则尚在萌芽。虽然一切进步都意味着改变，但并非所有改变都是进步。#4 学术研究应致力于理解这些前景。我们需要审慎考虑如何降低风险并更有效地应用科技。我们还需要建立社群，让人们能够建设性地讨论行动方案，并形成更负责任的社会秩序。#5 我们应将降低存在风险，以及开发保护生命和健康、减轻严重痛苦、提高人类远见和智慧的手段作为当务之急，并投入大量资源。#6 决策制定应以尽职尽责和包容的道德观为指引，同时权衡风险与机遇，尊重自主权和个人权利。我们应展现团结精神，关心全人类大家庭中每个成员的利益与尊严，并考虑我们对未来世代的道德责任。#7 我们相信超人类主义将极大促进人类文化的多样性和个性化。我们希望确保每个人都能自由参与超人类主义运动，并根据自身价值观和偏好选择增强方式。#8 我们认为超人类主义是一种理性、科学和进步的思想，能带来更美好、更智慧、更健康、更幸福的未来。我们邀请所有志同道合者加入我们，共同探索并实现这一伟大愿景。
从实践角度来看，2016年，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创立了Neuralink脑机接口公司。他曾探讨过一个科幻小说概念"神经网"（neural lace），即人脑与机器的交互。马斯克认为，脑机接口绝对必要，不仅是为了让人类作为一个物种继续进化，还能让我们跟上机器的发展步伐。马斯克指出，如果人类不主动与机器融合，就可能变得无足轻重。
与超人类主义者相似，一些技术乐观主义者演变成了奇点主义者（Singularitarianism）。奇点主义者认为智慧是技术的最终源泉，预期超越人类智能的技术出现将成为历史的分水岭，媲美智人的技术将超越所有以往的突破。
奇点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库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il），奇点大学的创始人兼校长。他的著作包括2005年的《奇点临近：当人类超越生物学》，以及2024年新出版的续集《奇点临近：当我们与AI融合时》。库兹韦尔认为，"人机融合"加上机器智能的爆发性增长、基因研究的快速创新和纳米技术的发展，"将使我们超越脆弱的身体及其局限。如我们所知，疾病将被根除。"
奇点主义者和超人类主义者有许多相似观点，例如：利用"机器"改善人体机能。机器义肢和人造器官技术正为身障患者带来自由和健康。比如，为截肢者装配机器义肢，让他们重获灵活的四肢；研发人造内脏（如肾、肺）以帮助重症患者康复。增强大脑方面，未来主要有三种技术：Nootropics（促智药）、基因编辑和Prosthetic Cyberbrains（义体网络大脑）。AI个人助理将彻底改变我们的思考和互动方式，就像《钢铁侠》中的Jarvis成为主角的"第二思维"。在延长寿命方面，纳米技术、基因科技和人造器官正在治愈顽疾，改善健康，延缓衰老，甚至实现"返老还童"。精神进化方面，科技和物质生活的进步反而会促使人们更注重精神层面，更重视自我价值实现，变得更理性、自律，视野和责任感也将延伸至整个社会乃至全人类。
然而，奇点主义者与超人类主义者也有区别。前者更倾向于认为在某个时刻，机器智能将超越人类智能，触发一系列巨大的技术突破，可能彻底改变人类的生存方式，甚至生物本质。总的来说，大多数奇点主义者和超人类主义者的基本观点是一致的，他们都是科技的狂热爱好者。
人工智能乐观派不只是对于目标有乐观的想法，而且对科技的发展速度也有自己的想法，这就演化出了一派有效加速主义分子e/acc。
刘慈欣的《三体》小说中提出了黑暗森林法则的两个重要概念：猜疑链和技术爆炸。技术爆炸揭示了一个惊人事实：在人类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现代科技仅在最近300年内呈现爆发式发展。然而，在浩瀚宇宙的尺度下，这300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技术的飞跃如同爆炸般迅猛，以至于即便是先进文明一旦暴露自身，也可能被其他文明迅速超越。出于自保，另一个先进文明可能会疯狂发展科技，在短时间内抹平差距，使原有的文明优势荡然无存。
有人将地球46亿年的发展历史比作24小时。在这个生动的比喻中，直到晚上11点59分45秒，智人才学会使用火。凭借这一巨大优势，他们开始逐步走向世界各地。最后，在午夜0点左右，人类社会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变革，地球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
这就是著名的技术加速思想。近期，硅谷兴起了一种新的思潮，称为e/acc（有效加速主义，Effective Accelerationism）。它主张人类应该无限制地推进AI等前沿技术的加速研发，最终促进人类进化。有趣的是，"e/acc"这个词最初纯粹是一个玩笑，模仿我们之前讨论过的"有效利他主义"（Effective Altruism，简称EA）。它最早源于两名硅谷程序员在X space上的闲聊。随后，马克·安德森（Marc Andreessen）和YC孵化器的CEO加里·谭（Garry Tan）等科技界大佬在自己的X账号简介中加上了"e/acc"。这一举动引发了跟风效应，很快就催生了e/acc的专门论坛网站。
e/acc "有效加速主义"是一种融合生物、物理、经济和社会理论的哲学思想。它强调适应性、进化、智能和加速是宇宙中普遍存在的原则。"有效加速"的核心在于突出技术创新对社会的推动和变革作用。然而，e/acc尚未形成统一的定义，自称为e/acc的人们对这一概念的理解也各不相同。
在e/acc社区中，纪尧姆·韦东（Guillaume Verdon）是一位著名人物。作为Extropic AI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在X（原Twitter）上以"Beff Jezos"（@BasedBeff）的化名活跃。他的账号简介颇具特色：有效加速主义者|宇宙后人文主义|基于精神分裂症-自闭症患者的ML技术兄弟。
2022年7月，韦东在网上发布了关于e/acc原则的讨论结果。其主要观点可归纳如下：e/acc类比热力学熵增定律，认为宇宙复杂度不可逆增长，人类社会的技术智能程度也应加速发展。e/acc指技术与资本之间的正反馈螺旋加速：资本推动技术进步，技术反过来创造更多资本。AI技术发展势不可挡。反对AI者多因不了解技术而杞人忧天。虽然AI存在风险，但应鼓励更多人参与技术浪潮，以找到应对风险的方法。支持开源和加速发展，而非限制或延缓AI技术。目前政府、NGO、科学家协会等公共部门因机制和体系差距，无法有效管理AI。因此，应放手让AI加速发展，使AI系统自我进化至相互制衡状态。当前社会问题可能无法用现有手段解决。技术突破虽可能暂时加剧社会矛盾，但随着技术进步，旧有社会问题终将迎刃而解。
e/acc与传统加速主义有所不同。传统加速主义常与左派思想相关，受马克思主义和激进左翼思潮影响。其核心思想是通过推动资本主义加速发展，激化其内部矛盾，最终导致资本主义崩溃，为后资本主义社会铺平道路。
相比之下，有效加速主义更接近右派加速主义，受未来主义和技术乌托邦思想影响。它不以推翻资本主义为目标，而是通过加速资本主义和技术发展，推动人类社会走向更高效、更发达的状态。它追求科技进步，主张通过技术和市场力量解决社会问题，而非依赖革命或剧烈社会变革。这一派相信技术进步和资本主义加速能带来更高效的社会运作、改善生产力，并解决全球性问题。
e/acc与超人类主义也有区别。超人类主义者追求人类自身的增强和永生，而e/acc对碳基生物并无特别崇拜，更像是一种后人文主义。为了将意识/智慧之光传播至恒星，他们认为也可转换为硅基生命。e/acc致力于加速这种转换技术的出现，认为技术加速是推动宇宙文明/智慧发展进步的最佳途径。
随着有效加速主义的兴起，Web3和区块链领域的人士也纷纷加入这一阵营。由于长期受到传统中心化政府和监管机构的压制，他们在e/acc社群中找到了新的归属感。
以太坊创始人维塔利克·布特林（Vitalik Buterin）于2023年底提出了一个新概念：d/acc。1994年出生的维塔利克曾是一名俄罗斯裔加拿大程序员。随着区块链技术的兴起，他创造了著名的以太坊区块链平台，成为区块链和Web3领域的风云人物。
在d/acc这个缩写中，"acc"仍然代表加速主义。显然，这是加速主义的另一个分支，是对e/acc的修订版。其中的"d"有多重含义，可以解释为"防御性"（defensive）、"去中心化"（decentralized）、"民主化"（democratic）或"差异化"（differential）等。d/acc倡导通过去中心化、民主化的防御机制来应对发展中的问题。
维塔利克坚信，技术的彻底变革将带来更加光明的未来。他认为，重要的不仅是技术进步的规模（magnitude），还有技术发展的方向。某些类型的技术比其他技术更能可靠地改善世界，有些技术的发展还能缓解其他技术带来的负面影响。他指出，世界在某些技术领域发展过快，而在其他领域却进展缓慢。因此，我们需要有意识地选择人类期望的发展方向，而不是仅仅依靠"利润最大化"的方式来推动技术进步。
维塔利克认为，延缓技术发展是错误的。过去100年里，人类寿命显著延长。如今，终结衰老和遏制疾病可能仍被视为乌托邦概念。然而，从1945年计算机刚出现时的角度来看，今天我们生活的现代社会也曾是一种乌托邦。即使在科幻电影中，计算机通常也被描绘成房间大小的庞然大物。如果生物技术在未来75年的进展能与过去75年计算机的发展相媲美，未来很可能超出任何人的预期。他相信，我们当前文明采用的第N版技术所造成的问题，可以通过第N+1版技术得到很好的解决。不过，这一切并非自动发生，而是需要人类有意识地努力才能实现。
谈到人工智能，维塔利克将其视为一种新型的心智（mind）。他认为AI的智能（intelligence）正在迅速提升，很可能超越人类的心智能力，成为地球上的新顶级物种。这种进化类似于人类超越猴子、多细胞生命超越单细胞生命，以及生命本身的起源。就像工业革命中自动化机器在体力上超越了人类一样。
维塔利克表示，他看到了许多拯救世界的方案，但这些方案往往将不透明的权力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并期望他们能明智地使用这些权力。然而，他希望追求和维护一个更加民主的世界，避免中央集权。这正是维塔利克提出d/acc理念的初衷。
他将技术对世界的宏观影响视为一种防御与进攻的平衡框架。某些技术使攻击他人变得更容易，比如做一些违背他人利益的事情，迫使他人做出反应。而另一些技术则增强了防御能力，甚至无需依赖中心化的主体就能实现自我保护。
维塔利克认为，网络安全、零知识证明、隐私保护、区块链与密码学等技术是d/acc原则下的最佳范例。这些技术使用户能够在不损害隐私的情况下验证业务处理的可信度，无需依赖中央控制点就能保护自身安全，从而创造出更好、更公平的方法来保护用户和服务的安全。他认为，如果我们想研究更广泛的网络安全技术，让互联网变得更加开放、安全和自由，这种方式是必不可少的。
维塔利克反对由单一全球性垄断组织或少数大公司主导人工智能的发展。他倾向于采用类似多神论的方式来研究人工智能（polytheistic AI）。他主张确保全球有众多个人和公司参与各种人工智能的开发，以防止某一AI系统远超其他系统。这样，即使人工智能发展到超级智能的程度，也能保持权力的平衡。
展望未来，维塔利克认为科技的下一步是人工智能和脑机接口两条技术路线的融合，这可能会实现将人类意识直接上传到计算机运行的突破。他将此视为物理安全领域的终极防御性加速（d/acc），认为d/acc将成为保护人类不可或缺的手段。
维塔利克始终坚持他在区块链领域的核心理念就是去中心化，主张技术的去中心化以及控制权的去中心化。
技术乐观主义者的思想源于两个方面：一是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运动，追求个人自由、自治和去中心化；二是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崇尚自由经济和技术创新。硅谷的科技精英将这两种思想融合，形成了"新左翼"与"新右翼"思想的独特结合。新左翼通常是关注技术如何促进平等、解决社会问题（如气候变化、贫困、医疗等），并希望通过技术民主化和公共资源分配，推动社会向更公平的方向发展。他们通常支持社会主义或后资本主义社会模型，倡导共享经济和普惠科技。相比之下，新右翼则强调市场力量和个人自由，认为技术进步将通过资本主义市场体系自然推动社会发展。他们更关注通过技术创新提升生产效率、推动经济增长，或通过私营企业掌控技术发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加州硅谷传统上属于美国左翼阵营（即民主党支持地区），但正是这种思想融合导致许多科技领袖和专家转向右翼，如马克·安德森和马斯克都在支持特朗普竞选。
如果我们从批评者的角度来看技术乐观主义者，他们在以下四个方面存在质疑：
首先，技术发展是否总是有益？事实上并非如此。技术进步可能产生"回弹效应"，也就是虽然提高了效率，却可能导致资源消耗增加。例如，提高汽车燃油效率的新技术可能促使人们更频繁地开车或行驶更长距离，反而增加了社会总能耗。又如，农业技术进步可能增加粮食产量，但同时也可能加剧土壤退化、物种灭绝和水资源污染。就像当今人工智能带来的隐私问题、假新闻泛滥和Deepfake等问题一样，技术并非纯然无害。
第二，技术是否是唯一的发展因素？技术乐观者多受自由意志主义影响，过分强调个体自由和反对政府干预。由于技术发展往往以盈利为目的，这容易忽视社会正义、平等和公共责任。单纯的技术观还会忽视文化、艺术和人文主义的价值。如果仅关注技术这一因素，就容易忽视技术对社会、道德和环境的挑战。总之，技术无法替代社会和行为的深层变革，无法取代制度性改革，也无法消除政治进程中的固有矛盾。许多问题的根源在于社会和经济体系，而非缺乏先进技术。因此，解决这些问题需要从根本上调整制度体系、经济结构和文化价值观，而不仅仅依赖技术发展来自动修复。
第三，尽管技术乐观者声称新技术能为人类带来平等，但他们往往未能正视新技术导致的不平等加剧。从区域角度看，少数技术精英和企业巨头掌控尖端技术，在全球化进程中加剧了不同国家和地区在技术、文化和经济上的差距。从人权角度看，这些技术乐观者多自视为社会精英，认为能以技术重塑世界，但他们往往忽视了技术对不同行业、不同阶层的影响，尤其是对弱势群体的影响。
第四，虽然技术乐观者在理论上支持技术分散、开源和反垄断等政策，但这恰恰成为他们难以回避的悖论。发展技术需要不断集中资本、人才和各类资源，而这些头部企业为了获取回报，又不得不通过技术壁垒和垄断来盈利。如果不集中资源，可能也难以找到最新的技术发展路径，因为这些突破往往需要大量资金投入。结果是，少数几家大型科技公司主导了整个数字经济，形成了新的权力集中和垄断局面。美国股市中几个科技巨头的市值就是明证。
硅谷企业家的乐观与激进，与学术界的悲观与保守形成鲜明对比，犹如天平的两端。他们构成人群思维导向的第一层砝码，产业界的广大从业者再根据这些思维领导者的方向再去下自己的注，最终才导致了大众思潮的涌动，思想的天平常常也是这样才被打破平衡的。
